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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盛顿，五月二十四日。

    战争税的消息是凌晨传到华尔街的。

    消息通过电话，通过那些在财政部有内线的银行家，通过那些在国会山有耳目的律师在曼哈顿的夜总会和私人俱乐部里像病毒一样蔓延，天亮的时候，所有人都知道了——罗斯福要加税。

    不是加富人的税，是加所有人的税。所得税提高，遗产税翻倍，奢侈品税新设，以及对“超额利润”征收高达百分之九十五的附加税。

    这不是新政，这是休克疗法。用资本家的钱，养军队。

    杜邦坐在他曼哈顿办公室的皮椅上，面前摊着那份刚从财政部“借”出来的税改草案。

    杜邦颓然的坐在椅子上，半晌，他放下草案，拿起电话，拨了一个号码。

    “安德鲁，你看了吗？”

    电话那头传来梅隆的声音，他的声音沙哑极了，

    “看了。杜邦，我们完了。”

    杜邦没挂了电话，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

    他在想一个问题——一个他从一九三三年就开始想、但从来没有找到答案的问题——罗斯福到底想要什么？不是想要什么政策，不是想要什么法案，是想要什么结局。这个国家在他手里会变成什么样子。

    他睁开眼睛，拿起草案，翻到最后一页。

    最后一页是罗斯福亲笔写的批注：

    “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没有国家的安全，就没有资本的安全。”

    一个强盗指着你的鼻子说“把钱给我，不然你会被另一个强盗抢”——你把钱给了他，然后发现他就是那个要抢你的强盗。但你已经被抢光了。

    匹兹堡，五月二十五日。战争税的消息传到匹兹堡的时候，安德鲁·梅隆正在他的办公室里整理文件。不是公司文件——那些已经交给律师了。是他的私人文件，信笺，照片，备忘录。

    他在做准备。不是准备反抗，是准备消失。梅隆家族的财富是一代代人积攒下来的。

    但这一次，梅隆觉得他的钱买不到他要的东西了。

    梅隆现在最需要的东西就是安全感。

    一个七十一岁的老人，在生命的暮年，不想再打仗了。

    不是怕死，是怕输。他知道如果美国真的和德国打起来，如果美共真的在内部开花，如果日本人真的来了——赢的不是美国，输的不是共产党，是他们这些人。

    梅隆摇着头把最后一张照片塞进牛皮纸信封，封口，用胶带缠了好几圈。

    照片是他和胡佛的合影，一九三一年在白宫拍的。那时候他还是财政部长，胡佛还是总统。

    他们站在白宫的草坪上，阳光很好，笑得很开心。

    纽约，五月二十六日。战争税的阴影还没有散去，另一片乌云已经从地平线上压过来了。

    罗斯福在麦迪逊广场花园要面向全国的广播网，面向纽约城的几十万听众，面向那些在工厂里、在码头上、在田间地头拧开收音机的人们发表演讲。

    演讲的主题是“国家的责任”。这是白宫新闻稿上的措辞。翻译成大白话就是——要钱，要人，要枪。

    消息传开的时候，另一群人也在传消息。

    那些被战争税逼到了墙角的资本家。

    钢铁厂的主人，汽车厂的股东，化工企业的合伙人。

    他们的钱没有杜邦和梅隆那么多，多到可以躲起来；也没有那么少，少到可以无所谓。

    他们卡在中间，上不去，下不来，左不能左，右不能右。

    罗斯福的战争税像一把巨大的剪刀，正在从上下两个方向合拢。

    这些人聚在一起，不是为了聊天，是为了活命。

    纽约，曼哈顿。五月二十七日，夜。

    聚会在第五大道的一栋私人宅邸里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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